好书推荐《美国的贫穷》

《美国的贫穷》(Poverty, by America)出版于2023年3月，作者是马修·德斯蒙德(Matthew Desmond)，美国社会学家，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。

在物质生产已经相当充裕的今天，世上为何存在广泛的贫穷？特别是美国，作为全球第一富国、且拥有令其国民自豪的民主制度，却仍有超过3800万人无法充分保障衣、食、住、教育、医疗的基本需求。超过100万美国学龄儿童还住在废弃建筑、简易庇护所、汽车里，有时甚至无家可归；超过200万美国人的家里还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……比起其他的富裕民主国家，美国的贫困人口比例更高，穷人的贫困程度也更严重。

上述的美国贫困现象，自然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。但马修指出，社会舆论大多是在发问“穷人出了什么问题？”或是谈论“穷人明明只要这样做，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他们为什么不行动？”在处理贫困问题时，舆论的矛头总是像这样指向穷人。马修认为，这样的做法，无助于解释贫困的成因，更无助于消除贫困。掌握了舆论主流、向着穷人侃侃而谈的，是生活相对富足、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。马修呼吁人们改为向自己发问：“我们今天的富足生活，是怎样得来的？”

书中第一章通过案例和统计数据，展现了今天美国穷人的真实处境。人们从小生活在卫生和治安条件较差的社区里，长大后则从事超负荷的、危险的工作。近年来，美国各个行业都在扩招临时工、外包工，而减少了长期正式员工的人数。工人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只是用完即丢的耗材，职业生涯被迫不断地“从头再来”，收入也变得不稳定。有些穷人甚至不得不去打黑工（无证工人），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。在朝不保夕的经济压力下，穷人没有时间去学习和思考，在人生中更可能做出糟糕的决策；他们没有充足的精力用于育儿，导致孩子的人生也陷入恶性循环。

除了生存问题，赤贫者还要面对人格尊严的问题。他们尽量避开公共场所，因为在那里会受到鄙视，还可能遭到治安官的逮捕。连刑事法律制度也对穷人更加严苛，因为穷人常常付不起保释金，所以会受到更重的惩罚；如果付不起监狱里昂贵的电话费，穷人在监禁期间甚至无法与家人通话，更别提见面了——这种管制手段让穷人的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破坏，使他们即使在出狱后，也很难再次振作起来。对于美国穷人来说，国家和政府都是服务于别人的，而自己是被单方面管制的、被排斥甚至敌视的，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。

第二章讨论了美国社会为何近50年都没能进一步消除贫困。马修指出，联邦政府尽管在福利上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，但是福利计划的设计不甚理想。例如TANF(贫困家庭临时援助)计划的资金在各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滥用，浪费在对穷人没什么实际帮助的各种“项目”上，而只有约20%的钱真正发到穷人手中；又如SSDI(社会保障残疾保险)等计划的申请难度太大，以至于符合资格的穷人们经常需要自费聘请律师，才比较有希望拿到钱。

书中还批判了一些将贫困问题归咎于错误对象的政治观点，这些观点在今天的美国还是很有影响力的。例如：反移民观点认为，合法或非法移民的涌入，夺走了穷人的工作机会或福利额度；传统家庭价值观认为，结婚率的下降和单亲妈妈现象的涌现，是导致贫困率上升的元凶。马修指出，各州关于移民的工作和领取福利情况的统计数据，事实上并不支持上述的反移民观点；而传统家庭价值观在贫困问题上则犯了混淆因果的错误。

随后，马修在第三到六章的分析，通向一个清晰的结论：绝大多数穷人之所以陷入困境、无法脱身，这既不是所谓“时代和命运的戏弄”，也不是穷人自己有什么过错，而只是因为其他人在从穷人身上捞取利益。

第三章回顾了社会怎样迫使穷人成为廉价劳动力。在1970年代之后，主流经济学带头将经济“滞胀”归咎于工会和工人福利保障，美国政府（以里根为首）严厉打击工会和罢工行动，而美国社会对此默不作声。主流经济学向人们许诺，只要放弃工会力量和工人保障，工人最终将通过经济繁荣收获更多——而这美梦至今没能成真。比起保存了工会力量的欧洲大国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更高，而美国工人的处境在各方面都更糟。

通过让美国工人的收入保持在低水平，顶级富豪自然是赚的盆满钵满。马修在这里特别强调，富足家庭也从中获益颇丰。企业降低工人的待遇，自然就给债权人和股东提供更多的回报（以还本付息、股价上涨或派发股息的形式）。要知道，美国证券市场上超过80%的市值，都由财富排名前10%的富足家庭所持有。中产家庭，通过参加正式的金融投资计划，或多或少得到一点收益；同时，通过购买便宜的产品和服务（请想象一下由流水线和物流工人们支撑着的廉价产品和廉价快递），这些家庭很高兴能省下一些生活开销。只有那些最贫困的家庭，社会的金融收益没有造福于他们——事实上，“金融收益”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正是从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穷人们身上榨取的。

第四章则展示了社会怎样迫使穷人支付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。过去20年间，美国房租的中位数翻了一倍以上，远远超过工人收入的涨幅。在此基础上，马修的统计数据指出，在穷人区出租房屋的业主，平均收益显著高于在富裕社区出租房屋的业主（只有纽约等少数几个大都市例外）。这是因为在穷人区，房租收入只是比富人区低一些，但维护房屋所花费的成本却要比富人区低得多。所以，美国穷人经常是为一间破房子支付了过高的租金——但他们没得选，因为供不应求，定价权掌握在房东手中。书中引用的一项近期研究还显示，在一些州提高了法定最低时薪，或发放了新冠疫情补助后，当地房东们都迅速涨了房租，让福利政策的效果打了折扣。

除了房租成本，信贷成本也是一份沉重的压力。穷人的账户金额比较小，使得金融业认为服务于穷人是不划算的——毕竟，服务于一个更有钱的客户，成本也差不多。假如这位穷人在信用评分系统中曾留下过不良记录，那情况就更不利了。在信贷方面的劣势，削弱了穷人们在市场上的话语权，令他们在贷款时被迫承担更高的利息（甚至根本贷不到款），在求职和租房时都更有可能被迫接受不利的条件。甚至，穷人连持有自己的账户，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。在1970年代之后，随着大银行逐步垄断市场，小额账户的手续费、维护费一路走高；再加上昂贵的透支费，这些都是银行从穷人身上牟利的手段。很多时候，穷人做出糟糕的财务决策，看似因为“笨”，实则因为他们根本没得选。在市场里，穷人是被紧逼到走投无路、再被冷酷收割的。

第五章指出，美国的政府福利，大部分都留给了较富裕的家庭，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改善穷人的处境。马修重点批判了一种已经流行上百年的错误观点：穷人依赖政府福利，就不再努力工作。持有这种观点的人，通常还错误地认为，穷人自律意识较差，会把福利金大量浪费在烟酒等娱乐品上面，而不是用于生活必需品。这些针对穷人的刻板印象，自然地导向一种政治主张，即要求政府减少、甚至停止向穷人提供福利。

马修指出，在美国15-64岁的失业穷人中，单纯因为依赖福利而放弃工作的，最多不超过3%。而且，在新冠疫情后，一些人大力鼓吹“取消失业补助”来促进就业，但是在真的取消了失业补助的州，不仅没有看到就业率的增长，还出现了居民消费的下滑，从而使当地经济更加低迷。此外，马修还引用美国劳工统计局(BLS)的数据证明，最贫穷的20%家庭其实在经济上相当自律，娱乐开销占家庭收入的比例，平均只有中产家庭的一半而已。

在主流舆论忙于指责穷人依赖政府福利时，马修尖锐地指出：从过去40年的福利数据上看，比起最贫穷的家庭，反而是较富裕的家庭更多地享受了政府福利。仅在住房一项上，中产和富裕家庭就以房主补贴、抵押贷款利息减免等形式，从联邦政府领取了庞大的金额，数倍于贫穷家庭所领取的住房补助。此外，中产和富裕家庭还享受着由政府补贴的退休金、学生贷款、教育储蓄账户等各种福利计划——这些福利计划有着较高的门槛，几乎与贫穷家庭无缘。最后，如果我们把各种减税、退税政策（这还不算富人们的避税甚至逃税）也看作一项政府福利，那么这项福利只有不到20%的金额发给了收入最低的20%贫穷家庭。从这些事实上看，贫穷家庭与其说是在依赖福利，不如说是福利领取得太少了。

当然，政府用于发放福利的资金，主要来自国民缴纳的税款。那么，是富人在缴税养着穷人吗？马修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：美国中产和贫穷家庭承担的实际税率约为25%的家庭收入，前10%富足家庭约28%，而前400个巨富家庭反而只有23%。不久前，特朗普在他的任期内推动了新一轮大规模减税，于是至少在几年内，美国的税负还将更多地压到中产和穷人身上。综合来看，整个美国的税收和福利体系，几乎是劫贫济富的——至少，绝无理由说穷人在依赖别人的救济。

第六章剖析了美国的富裕阶级如何加固阶级壁垒，剥夺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。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，美国正式规定了政治权利的人人平等，特别是禁止了种族隔离。种族隔离的取消，意味着公共设施需要与贫穷的少数族裔分享，优质公立学校和优质社区的名额也被少数族裔挤占。白人工薪阶层，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做出了牺牲。而白人富裕家庭们决定“抛弃”白人工薪阶层，并加紧构筑新的阶级壁垒：

第一招是里根的大规模减税和私有化改革，使私人业务蓬勃发展。富裕家庭生活在私人领地上，将孩子送去优质的私立学校，无需踏足属于穷人的公共领域。代价是，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用于维护公共设施、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——举例来说，负责将贫民窟改建成耐用住宅的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，预算被削减了近70%，导致它不仅无力修建新的公共住房，甚至连妥善维护已有的公共住房都很吃力。积年累月，普通民众饱尝恶果：美国基础设施老化引发了一连串威胁公共安全、公共健康的事件；许多公立学校、医院、育儿所的运营状况也非常糟糕。

第二招是新的隔离政策。各地的市政法规原先将居民区划分成“白人区”和“有色人种区”，随后就改成了“住宅区”和“公寓区”，本质上是根据经济实力实施隔离。结果就是，在同一座城市里，富人的孩子从小生活在设施齐全、安全整洁的社区，与其他富人家庭构建紧密的社交关系；而贫穷社区的孩子则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。

通过这样的手段，富裕阶级巩固了阶级壁垒，让富人的孩子“赢在起跑线”，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资本主义神话所吹嘘的“机会平等”是多么荒诞！马修还不无讽刺地指出，今天的美国“自由派”和“保守派”，看似在政治观点上“两极分化”，但是一旦涉及到打破阶级壁垒的议题（例如是否允许在“住宅区”修建一些供穷人居住的廉价公寓），一些“自由派”和“保守派”在态度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。很多相对富裕的家庭，都不乐意见到穷人住进自己的社区——唯独在这时，他们仿佛将自由平等的美国价值观全部抛到脑后去了。

在第七到九章，马修呼吁社会打破阶级壁垒，将经济机会真正分享给穷人，也让穷人们得到多一些的社会影响力。社会，特别是美国社会，已经足够富裕了。只要人们共同行动起来，确保富人们足额缴税（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享受着各种减税、避税、逃税），那么美国财政完全有能力支撑像“全民基本收入”(UBI, universal basic income，每位公民都能无条件定期得到一笔收入)或“全民基本生活保障”（保障每个家庭都无条件地拥有水、电、气、网等基本生活条件）这样的“社会安全网”政策，也完全有能力修缮公共基础设施、振兴基本公共服务。针对那些固守着阶级壁垒的富豪们，马修特别强调：没人有权成为巨富！只要人们承认，是聪明勤劳的民众们支撑了社会的存在和发展，而不是富豪家族——那么社会就完全有理由向富豪家族征收比现在高得多的税。

马修赞扬了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的紧急住房租赁援助（ERA计划），也赞扬了将房租补贴分发到穷人手中的社区组织。但是他遗憾地表示，假如社会舆论对于这些挽救穷人的努力，能够反响更热烈些、给出更多的赞赏，这类援助计划将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常态。通过不断的努力、进步和赞扬，人们将能够更清晰地预见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政客们也将得到激励去不断推动更多的进步改革——就像美国社会在1960年代曾经成功做到的那样。

马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，以消除前面第三到六章描述的、穷人在社会上忍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。例如，重建民间或官方的工会组织，通过定期与企业谈判，保障工人得到体面收入的权利。又如，由政府修建公共住房（或赞助穷人们的住房合作社），向穷人提供低息、免首付的住房贷款——这样既帮助穷人早日拥有自己的住房，也能提高穷人在租房市场上的议价能力、免得被房东肆意收割。再如，为穷人提供低成本的储蓄和小额贷款服务，等等。马修提出的这些政策建议，都有一个共同的、明确的目标，就是让穷人们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。当穷人们有得选，他们就不太容易被“收割”，财务处境就能显著地好转。

马修还用更多的笔墨向读者们呼吁：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人们，都应该积极地为穷人发声和行动。在美国，已经有许多人基于环保、反歧视等道德上的理由，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抵制某些不道德企业的产品；或是与志同道合的人们凝聚起来，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场合发出号召、组织行动、大声庆祝胜利——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，美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绝无胆量挑战这股潮流。同样地，如果人们想要根治社会上的贫困，就也要有这样强大的社会运动。

举例来说，人们可以公开抨击、联合抵制那些时薪低、工作环境差、玩弄海外避税伎俩的企业。富裕社区的居民们，可以共同接纳一些贫穷家庭加入自己的社区，允许在附近为他们修建一些廉价公寓，甚至与他们分享一些多余的家电和家具……事实上，已经有一些美国人在这样做了，只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还不够壮大。当然，马修也呼吁穷人们组织起来，一同去挑战和推翻美国社会中的阶级壁垒——尤其是竖立在富裕社区和贫穷社区之间的、肉眼可见的那堵墙。

马修坦言，在打破阶级壁垒的过程中，原本富裕的家庭必然需要做出一些牺牲。对于富裕家庭来说，失去一部分金钱利益，只是一种次要的痛苦。相比之下，原本熟悉的上层阶级生活习惯、社交圈子和身份认同，受到来自“墙外”的冲击，恐怕更加令他们感到困惑和不安。但是，这才是毫不虚伪的、符合自由平等的美国价值观的做法。更重要的是，比起囤积金钱的贪婪，或是作为“人上人”的虚荣来说，人们终将从一个根治了贫穷的“无穷世界”里，收获到一些更加值得珍视的东西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，假如孩子们都能摆脱贫穷的制约、享有自由发展的机会，他们在长大后又将爆发出多少新的科技创意和文化灵感呢？

结语

马修的这本书，谈论的是美国贫困现象的成因，和美国人应当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去影响政策、战胜贫困。中国贫困现象的成因，与美国虽有少许不同，但本质上都是源于财税政策的劫贫济富，以及工人权利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主流舆论对穷人冷漠和歧视的程度上，今天的中国丝毫不会输给美国。

改革开放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了两大红利：一是引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，二是作为“世界工厂”向国际市场出售了国内的廉价劳动力。吃着这两项红利，一些人买房买车、享有了相对富足的生活，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。当然，还有少数人成了权贵和富豪。这里面有很多人对贫穷家庭的实际情况不屑一顾，只是一口咬定穷人“懒”、“笨”。这群人作为社会舆论的主流，显然助长了官方的严厉态度：无论是展示贫富分化的视频内容，还是关于工农权利受侵害、社会保障匮乏的网络讨论，都时常遭到删除和封禁；全国的财税政策也是在劫贫济富的方向上一路狂奔，毫无回头的迹象。

马修的这本书，能给我们中国人带来哪些启发？我想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必须努力去抵抗舆论中的错误观点——特别是那些为不平等叫好、暗示着“穷人活该”的言论。只要这些错误观点占据着舆论主流，现行的劫贫济富政策就绝不可能消失；即使有所谓“勇者”打倒了“恶龙”，也只会被一大群期待着从不平等中取利的人们簇拥起来，变成新的“恶龙”、建立起新的阶级壁垒。

贫穷，它不是穷人患的病，而是社会患的病。中国，尽管不如美国那样富裕，但物质上也已经充裕到了富人铺张浪费、中产养猫养狗的程度。允许贫穷的广泛存在，尤其是允许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，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病得不轻。在严厉的审查环境下，抵抗主流舆论，势必是艰难的。但我们绝不能放弃。

（写于2023年4月23日。作者的其他分享，请见微信公众号：只谈贫富差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