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篇文章的撰写，前后经历了约8个月。在此期间，通过查阅越来越多的史料，我对于新中国历史的理解，是在不断深入的。回头审视8个月前撰写的文字，我感到有许多不够严谨和精炼的部分。因此，我决定重写这篇文章（现已完稿），并从平台上删去原先的版本。
关于毛时代（1949-1976）的历史细节，当局长期保持着讳莫如深的态度：许多史料不予公开，相关话题的媒体审查也十分严格。这对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阻碍，也使人们难以触及这段历史的全貌。人们几乎只能从身边的社交圈子，搜集到极为有限的历史片段，从中得出一些难于考证的猜想。教科书和官方宣传，固然提供了一套正式的历史叙事，但因为它充斥着避重就轻和自相矛盾之处，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全盘接受。
由于以上原因，关于毛时代的得与失，几十年来争议不断。
本文的内容摘要
本文将围绕社会上常见的几类争议，探讨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，回顾毛时代的历史。
第一类争议，在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向。全社会是否应该坚持阶级斗争，以抑制两极分化？阶级斗争这个概念，像许多人宣称的那样，已经过时了吗？
第二类争议，在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成败。毛时代的经济政策，像官方宣传的那样糟糕吗？哪些经济政策是毛主义的，哪些不是？它们留下了什么经验和教训？
第三类争议，在于历次社会运动的意义。在毛时代最后的20年里，国内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。今天的官方叙事，对当时的社会运动，基本上持全面否定的态度。这是公正的吗？
第一部分：阶级斗争过时了吗？
坚持斗争的毛主义与否定斗争的“改开”理论
“继续革命”是毛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。它强调，（当时的）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消除了传统的剥削形式，但是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；所以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仍需在政治上、思想上，长期持续开展阶级斗争。
而对阶级斗争的否定，通常出自这样一种观点：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是由历史所注定的，因此是人们不应该违背的自然规律。何况，在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20世纪过去后，今天留给全球人民的，依然是资本主义式的、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。从这份历史经验中，一些人总结道：任何阶级斗争的尝试，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。
上面这种观点，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欢迎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在中国出现的奇景是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“改开”理论家，还从马克思和列宁的“历史阶段论”中，为它找到了某种理论依据。马、列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，社会主义将建立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。这是因为，在马、列看来，资本主义文化比起旧时代的封建主义文化，更善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而“改开”理论家们的“创造力”体现在，将资本主义文化相对于旧封建文化的先进性，曲解为资本主义文化（至少在生产力发展方面）的至高无上；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“充分发展”，曲解为几乎不惜社会代价的野蛮生长。
按照“改开”理论家们常用的说法，在社会生产力达到某个“极高水平”之前，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无法避免、也没有必要尝试去避免的；而生产力达到“极高水平”的预期时间，通常被锁定在70-100年后（“改开”之初说21世纪中叶，后来又改说21世纪末）。总之，活着的绝大多数人，在有生之年里，是等不到那一天的。
孰是孰非？在评判毛主义理论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它。前文提过，毛主义理论的核心，就是坚持阶级斗争。那么，它斗争的目标是什么，这些目标今天还存在吗？
毛主义的阶级斗争之一：与官僚的斗争
官僚制（也称“科层制”）是大型人类社群中最常见的一种管理组织结构。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，它依托各级党政组织中的干部们，来实施社会的管理和控制。所谓干部，正是官僚的同义词。
1949年后，随着国家机关的扩展和集权，原先的革命者开始成为官僚统治者。另外，在社会经济领域，具备专业知识和熟练技术的人员担任了领导岗位；而党为了加强对社会的影响力，将这些已经居于领导岗位的人员，大批吸收入党。上述的变化，自然引起了党内革命精神的退化，使党从革命组织，逐渐转变为一个官僚组织。一个标志性的变化，就是在1952年，讲等级的工资制，取代了党长期实行的供给制——它曾是党内长期保持革命信念的关键制度。
中央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，又使干部们拥有了巨大的权力。这种权力，主要是由上级党组织赋予的，因此干部们积极地向上级负责，却普遍缺乏群众的监督和制约。毛在1957年忧心忡忡地指出，许多干部已经开始讲排场、摆架子；他们一心追求个人的级别和待遇，逐渐脱离群众，甚至贪污腐化。为此，毛在1958年强调“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”已是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；在1964年甚至使用了“官僚主义者阶级”的说法，设法号召一场针对官僚的阶级斗争。
直至1976年去世，毛从未放弃通过教育的手段，来纠正干部群体的行为。尽管如此，他无力阻止一次次干部滥权（有时甚至是以权谋私）给民众带来的损害。许多民众最终厌弃了政府对经济的全面掌控，转而接受了市场自由主义“反对政府干预经济”的主张，就是因为不愿再忍受各级干部们的滥权。
但是，在“改开”后，干部权力的滥用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上行下效、变本加厉。从80-90年代的“官倒”，到21世纪的塌方式腐败、官员亲属通过金融垄断获利，官僚特权阶层侵吞国家资产、侵害民众利益之巨，可谓触目惊心。可见，社会大众与官僚的斗争，在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毛主义的阶级斗争之二：与不平等思想的斗争
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文化，并非只体现在干部-群众关系的不平等上。许多人终其一生，都热衷于竞争财富和权力，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区分高低贵贱：自诩为“上等人”，则歧视别人；作为“下等人”，则乐于顺服和攀附。社会的不平等思想，是由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支撑起来的，并且反过来继续巩固这些不平等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消除了传统的剥削形式。但是，中国社会距离实现人人平等还很遥远。前文提过，由于各级干部缺乏群众的制约，政治权力是不平等的。此外，由于熟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数较少（当时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0%），他们掌握的技能有稀缺性。为了促进生产，必须尊重“按劳取酬”的传统预期。因此，在经济上，仍然存在所谓的“三大差别”，即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待遇差别。
毛泽东对社会未来的设想是，通过耐心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，让知识和技能不再稀缺；通过与不平等的旧思想做公开的斗争，使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得到提高。这样，社会就能在数十年后，基本消灭上述的“三种差别”。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，始终展现着不屈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因此低估了他所面对的，社会旧文化的巨大阻力。
毛在当时就非常重视文艺作品所传递出的社会文化信号。建国后的许多文艺作品，虽然不再直白地赞美剥削阶级，但仍然不自觉地遵循着旧社会的思想文化框架。例如，提倡吃苦耐劳，却不深究这种苦劳是为了社会进步，还是只为了个人的成功成名；赞美服从性和忠诚心，却不反思是忠于大众，还是忠于少数人的私利；在面对社会的压迫和不公时，倾向于期待和赞美外力的干预，却对民众的自发抗争，持排斥和吹毛求疵的态度。这些传统价值观，与追求全社会人人平等、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的革命精神，在本质上是冲突的。
革命精神与旧文化的这一场冲突，以革命精神遭到边缘化而收场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很多人都不再掩饰“升官发财”的渴望，就连宣誓过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党政干部们也不例外；高低贵贱之间的歧视和攀附，更是习以为常。当代主流的文艺作品里，出现了越来越浓厚的宿命论色彩，却很少客观地分析社会现实；有时，它们甚至赤裸裸地吹捧权贵富豪、污名化弱势群体。可见，与不平等思想的斗争，在今天更是远远没有结束。
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
“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”是毛主义的著名口号。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，并认为：即使放弃毛主义的阶级斗争，社会也能正常运转下去。从逻辑上看，否定阶级斗争的人，一定会赞成某种阶级调和的主张。所谓“调和”，就是认为在社会两极分化中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，能够被“说服”放弃抵抗、乖乖认命。当然，在这种“说服”的背后，离不开暴力威胁的撑腰。
在不同的阶级调和观点之间，有着重大的差别，我们有必要分开来讨论。
社会民主主义的调和。这种“调和”是指，在社会对抗中，确保人们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争取权益，避免少数人使用暴力夺取政权、进而成为统治集团。在这种理念下，弱势群体将试图通过一人一票的人数优势，来迫使优势群体逐步让渡利益，直至令社会上的多数人满意为止。今天世界上的一些民主国家，已经贯彻了这种理念。
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是，有助于将“金字塔形”的社会结构，逐渐转化为所谓的“纺锤形”，使大多数民众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。毕竟，传统社会中位于“金字塔”底部的大量民众，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投票反对“社会金字塔”，迫使从前的特权阶层，让渡出一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利。
社会民主主义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它难以在社会平等上更进一步。社会制度的核心仍然是财富和权力的竞争，既然是竞争，那么“纺锤“底部的弱势群体想要上升的愿望，就很难得到“纺锤”中部和顶部人群的选票支持。其社会结果是可预见的：一方面，由于旧社会结构的惯性，“纺锤”的上下两端将是不对称的——位于“纺锤“底部的人口，仍将远远多于”纺锤“顶部的人口；另一方面，“纺锤”上下两端的两极分化，将依然十分严重。位于“纺锤”底部的弱势群体，作为社会上的“少数派”，将在社会大多数人的潜在暴力威胁下，难以暴力反抗，而只能依靠博取社会同情，去进行（常常是徒劳的）政治上的挣扎。
列宁和毛泽东都对社会民主主义的“妥协性”持批判态度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的预言是准确的。今天，在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里，贫富差距也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。但是，我们不应轻视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，以及它在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。它虽然放弃暴力颠覆的手段，但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。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，始终在坚持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，并试图扩大社会影响力、争取更进一步的平等。无论如何，贯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，已经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平等、弱势群体社会福利保障最好的一批国家了。
在这里，我们还有必要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。今天，自称实现了“民主”的国家和地区很多，但像香港、美国等地的选举模式，拒绝遵循“一人一票”的平等原则，而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社团主义的要素：一些自诩为“精英”的小团体，掌握着比普通人更高的投票权重。所以，票选结果通常会偏袒这些“精英”团体的利益，使社会更倾向于维持传统的“金字塔形”结构。
法西斯主义的调和。这种“调和”是指，以“一致对外”的理由，说服弱势群体放弃抵抗。法西斯主义的“说服”艺术，是一套软硬兼施的策略。
法西斯主义“软”的一面，是用宣传手段，煽动仇外情绪，从而向外转移内部矛盾。尽管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，但是，法西斯主义者倾向于无视国内的不平等，而只强调国际间的不平等。它试图使弱势群体相信，国内的特权群体是团结友爱的“同胞”，而外国（或外族）才是制造剥削与压迫的罪魁祸首。
通过侵害外国（或外族）人的权益，法西斯统治集团能够取得一些短期利益，用于收买国内民众的政治支持。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决策，常常体现为外交策略上的投机主义，即不愿遵守国家间合作互利的原则，而是喜欢敲诈勒索、占小便宜。法西斯主义者虽然大力抨击外国对本国的压迫，但又十分乐于成为新的国际压迫者，对经济殖民、军事侵略都抱有强烈的渴望。
法西斯主义“硬”的一面，是对内的暴力镇压。“法西斯”一词的拉丁文原义，正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象征“束棒”。法西斯主义者所尊崇的所谓“权力意志”，体现在掌握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统治集团，既镇压“金字塔”底部的民众，也镇压那些拥有经济特权、却无政治特权的有产者。
法西斯主义者，显然代表着特权阶层的利益。拆穿法西斯主义骗术的关键在于，它号称要为民众实现的主要目标“摆脱外国的经济剥削”，这件事本身，只需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多元化的经济政策，使国民经济转向独立自主的模式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。只是，在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模式下，“外国经济剥削”这个转移矛盾的借口，就不好用了。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，将更倾向于把矛头直指国内的特权阶层。而这，才是法西斯主义者所真正厌恶的。
等级制社会的调和。这种“调和”是指，利用宿命论的观点，使弱势群体相信，自己处于受压迫、受剥削的社会地位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、无法改变的。这类观点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极为悠久，在各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，都能看到它所留下的印记。
历史上的权贵富豪们，一贯乐于建立和巩固等级制社会，试图使底层民众“认命”。容许奴隶制的社会通常规定，奴隶的孩子将世代为奴，而顺从就是奴隶们首要的美德。印度种姓制度使低种姓的孩子永远留在低种姓，并声称这是神的安排。到了资本主义自诩为文明之光的19世纪，权贵和资本家们热烈追捧的，是新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，这套理论认为穷人都是劣等的、注定要被富人淘汰的。
到了21世纪，明目张胆地鼓吹等级制，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了。但是，为等级制披上一层现代文明的伪装，对某些人来说，似乎仍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项。朝鲜公然把民众划分成三个等级、区别对待，却仍能厚颜地自称是一个“民主主义”的“社会主义国家”。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媒体平台上，民间上传的、展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视频内容，都会被删除、封禁。无休止的市容整顿，也在不断将弱势群体驱离社会大众的视线。这些严厉管控的目的，都是要使“金字塔”底层的广大民众闭目塞听，失去反抗的觉悟和勇气，从而静静地“认命”。这样，一个“调和”的等级制社会就将在中国复辟起来。
斗争还是调和：今天该走哪条路？
许多“改开”后新晋的有产者们，在GDP增速数据的鼓舞下，幻想着中国社会将从此笔直地奔向“生产力极大发展”的光明未来。当然，假如他们曾经从纸醉金迷中抬起过头来，瞥见过中国社会在“改开”中付出的过于沉重的代价，他们就早该明白，“改开”理论家们所许诺的美好明天，是多么的虚无缥缈。
时至今日，社会矛盾已经凸显。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，以及它在经济和政治上均不可持续的事实，正在成为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。假如无法成功“调和”，那么，来自“金字塔”底部的弱势群体的暴力反抗，就将不足为奇。面对这种阶级斗争的潜在可能性，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们，宁可选择法西斯主义的、或等级制的“调和”方案。我将不再赘述，这两种解决方案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。
假如我们承认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还没有完全过时，那么，就应当认真关注“毛主义”、“社会民主主义”甚至“无政府工团主义”等社会主义思想流派，探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妨回归到“社会主义”这一概念的源头，重新审视它所代表的社会理想。
19世纪，在欧美资本主义者自称的“黄金时代”（同时也是不择手段、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）里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，作为社会的反抗力量，先后涌现出来。马克思主义，无疑是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。在马克思的定义中，“社会主义”指的是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将会消亡，从而使社会权力回归于社会大众。在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，生产者将不再受到统治者的威胁和摆布，而是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利；从而，每一位人类个体，都将获得真正的解放。
关于统治机器消亡、生产者自治等理念在中国的尝试，将放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先回顾毛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。
毛时代的社会主义路线分歧
关于社会应该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，苏联无疑是新中国在实践方面最主要的借鉴对象，无论作为正面还是反面教材。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（1953-1957年），几乎照搬了苏联的重工业发展模式；而在苏联早期农业集体化中引发的血腥冲突，则使中国在最初的农业集体化尝试中显得相当谨慎。当然，人们不难发现，苏联和新中国的高度集权模式，并不符合马克思所定义的“社会主义”。但无论如何，将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当时最优先的社会目标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，它在社会上留下的争议也比较少。
不过很快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就激烈化了。在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看来，为了优先发展城市工业，有必要通过价格剥削和征调农产品，将社会资源不断聚集到城市。正因如此，农业集体化这件事是否有意义，主要在于它能否提高生产率，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。他们强调保护富农，是因为富农群体掌握着更优的生产技能，提供了最高的人均农业产量；为了防止农业集体化伤及富农们的积极性，他们主张农业集体化应该长期停留在互助组或初级合作社阶段，至少几十年。
此外，根据苏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经验，他们认为，由成熟现代工业所提供的技术和机械，是大规模农业合作社存在的前提。为了尽快建设成熟的现代工业，具备专业技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急缺，就是新中国面对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问题。因此，他们主张，将社会资源长期集中用于培养和奖励这些人才——这也是苏联现成的制度经验。
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，则不完全赞成上述的观点。在毛看来，中国的技术变革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耐心发展，而社会变革绝不能拖延至那么久。在农村，富农通过雇工和购买土地，在经济上逐渐巩固着优势（相对于贫下中农）；通过与地方干部的互相串通和交融，富农在政治上也聚集着力量。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不断壮大，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言，显然是一种威胁。
同时，在城市，苏联模式中经典的“一长制”管理、注重物质激励，造成了待遇差距的日益扩大，滋生出一批压迫工人、贪图享受特权的官僚式管理人员，也在高薪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制造出越来越深的裂痕。在教育和医疗方面，城市人口，尤其是党政高级干部和技术知识分子，得到了最好的医疗待遇；旧资产阶级家庭，以及上述的“新贵”家庭的子女，在接受教育和升学选拔的过程中拥有显著的优势。通过这样的形式，新老特权阶层都在不断巩固。除此之外，在情感上，毛泽东和许多农村干部们，都不满于城市对农村的单方面盘剥——这种盘剥，看起来一直要持续到实现机械化的遥远未来。
阶级斗争：悬而未决的社会分歧
上面这些分歧，在一些人看来，只是代表着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不同手段。但是，同样有很多人认为，它是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关键抉择。在毛时代最后的20年里，毛泽东反复呼吁阶级斗争，而成百上千万的民众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响应毛的号召。这种现象，正体现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分歧之深，以及阶级斗争这个课题在中国人民心中之重。
在“改开”后，政府基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平等和民主原则，也不再实施任何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。讽刺的是，“改开”理论家们在口头上继续大谈阶级斗争（这是《邓小平文选》的明显特征），还紧抓“社会主义”招牌不放，不惜炮制出“特色社会主义”等荒诞的话术。这些行为固然是出于政治稳定方面的考虑，但是，政府如此大费周章地掩饰“改开”的本质，同样证明了，中国社会围绕着阶级斗争的漫长争议，依然悬而未决。
第二部分 毛时代经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
为了美化“新朝雅政”，“改开”理论家们设法论证“改开”的制度优势，甚至吹嘘改革开放“从危机中拯救了中国”以及“创造了经济的奇迹”。这些说法，真的像“改开”理论家时常自诩的那样，“实事求是”吗？
后来的教科书和官方宣传，将毛时代和“改开”后的经济模式的区别，笼统地归纳为“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”，还断言：前者是僵化的行政指令，后者是灵活的市场调节；前者“吃大锅饭”纵容懒惰和浪费，后者“多劳多得”鼓励奋斗和创新。在这样的官方叙事下，所谓的“计划经济”模式似乎毫无可取之处，而所谓的“市场经济”模式则仿佛掌握了不容置疑的真理。
这套叙事的逻辑，可谓简单粗暴。毫不客气地说，它为了捏造出自己想要的结论，不惜歪曲事实，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。信奉这套官方叙事，只可能得到盲目崇拜“改开”的结论。我们只有客观分析两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果，才能从它们的成功和失败中，吸取到真正重要的经验和教训。
“改革开放”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经济？
官方叙事将“改革开放”前的经济状况，评价为“经历了十年浩劫”；后来，在宣传中还加上了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”的描述。从实际的经济数据上看，这种说法显然是刻意夸大的。
在“文革”后批判“十年内乱”的学者看来，1967-1976年间，国民经济各部门仍都保持了增长，但增速有下滑（如下表）。经济发展上的问题，除政治动荡的干扰外，主要是不均衡：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，轻工业落后于重工业，同时人口增速过快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生产性积累过多，而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得很少。
这些批判，确实指出了“文革”期间经济政策的缺憾。但是，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，真是所谓的“到了崩溃边缘”吗？假如6.8%的年均经济增速、超过2%的年均人口增速（同期的人均消费量略微增长）要被评价成“崩溃边缘”，那么今天的经济增长停滞、债务危机，以及人口的萎缩、老龄化，又该如何评价呢？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，“改开”前的国民经济是独立自主的模式，没有外债，也没有显著的通货膨胀。这与“改开”后外债的急剧增长，通货膨胀的频繁发生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“文革”期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必须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吗？显然不是这样的。在华国锋执政时期，“文革”遗留的经济不均衡问题达到了最高点；而随后的1979年经济改革，通过大幅削减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投资、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，在1980年代初已经实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。
在这之后，政府实施私有化的主要动机，只是想要甩掉国企工人薪酬和福利的“包袱”，将他们抛弃到劳动力市场中自生自灭。为了给私有化改革寻找正当性，“改开”理论家们在政治宣传中，断言“计划经济僵化低效”。的确，比起需要为工人提供终身保障的国有企业，把这项成本丢给社会的私人企业，拥有了更强的盈利能力；通过“自由”地调整薪酬甚至辞退工人，私人企业在经营上也更加“灵活”。以此为依据，各地政府在后来，甚至促使一批盈利能力尚佳的国有企业，也要实施部分的、甚至全盘的私有化。
关于“计划经济僵化低效”的另一次著名论证，是一批学者根据1985年之前的农业数据，指出“包干到户立刻使农户收入显著增长”，以此论证所谓的“市场经济激励奋斗、计划经济挫伤劳动积极性”。这种说法，实际上是掩盖了导致收入增长的其他因素，而只吹嘘“包干到户”的功效。
在粮食定价方面，政府动用国库储备，由供销社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方面补贴了农户（按规定上缴的粮食价格提高20%，超额部分提高50%），以刺激农业生产，并争取农民对“包干到户”的政治支持。随着这项补贴在1985年前后的终止，农户的收入水平就立刻回落了。这种使用政策补贴，来为某个行业营造短期的虚假繁荣的手法，直到今天仍屡见不鲜。
在粮食产量方面，首先必须强调上述的价格刺激的影响。前面引用的文献指出，“文革”期间的经济政策重心偏向工业，导致农业投资远远落后于工业。那么，在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，一口气扭转这种失衡后，农业产量将会出现显著增长，这完全是可预期的。其次，在“改开”后，全国化肥使用量出现了显著的提高（这是此前农村工业发展的成果之一），进一步促进了粮食生产。排除了以上的主要因素后，被大肆吹嘘的“包干到户”的功效，还剩下多少说服力呢？但是，政府就是根据这种可疑的论证，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自愿改成了强制，甚至逼迫那些不愿意“单干”的农民们放弃集体化。
私有化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，这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小部分人固然是像“改开”政治口号所说的那样“先富起来”了，但更多的民众因为失去了社会保障，被迫挣扎求生；许多人沦为乞丐、妓女。持续累积的外债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，迫使政府采取了（后来饱受官方赞誉的）朱镕基的经济紧缩改革，其代价是国民资产的外流和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。官员亲属们（以邓小平、叶剑英家族为首）作为“先富”群体的典型代表，利用特权攫取了庞大的财富（当时俗称“官倒”）。上行下效，直到今天，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。
谈完了“改革开放”中的私有化改革，再谈谈对外开放。“改开”时的中国，拥有大量的、受过基础教育的、劳动纪律较强的、年轻的人口，可以说已经拥有了强国之本。若要使中国繁荣富强，政府本该更有计划性地组织社会生产，使国内产业保持多元化的竞争力；本该更有策略性地接入国际贸易市场，使本国产业免遭外国的贸易剥削——或至少在受剥削的同时，换取足够的补偿。这是欧洲强国们在其工业革命之初，曾经走过的成功之路。
而现实的中国政府所做的，只是把全国人口一股脑地赶进劳动力市场，并拒绝提供充足的劳动者权益保障；同时，还将本国锁定在了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受剥削位置。这样一来，就把所谓的“人口红利”贱卖给了外资和国内特权阶层，却没有从国外换取到真正先进的知识和技术。“人口红利”的经济蛋糕十分庞大，但回馈给底层民众的部分，却少得可怜。采取这种糟糕的对外开放策略，唯一的好处，恐怕只是贱卖的速度足够快，以至于特权阶层的财富能够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速度膨胀起来。
计划经济是经济专制？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？
我们都会同意，世上不存在毫无计划的经济活动。每个人都会评估当下和未来的需求，从而计划如何生产、如何分配。当人们聚集成群，这种评估和计划就会成为一项集体活动。那么，为什么官方要特意强调“计划经济”和“市场经济”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呢？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？
其实，这套官方叙事是照搬了市场自由主义的经典说辞。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的词典里，“计划经济”是指由少数政府官员负责进行上述的评估和计划，决策是僵化而愚蠢的；而“市场经济”是指由社会上的每个人“自由地”决策，所以是灵活而睿智的。这种说辞，向听众暗示着市场经济是一种更加民主的、对抗专制的经济决策机制。
然而，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民主吗？至少，一个存在着垄断者的市场经济，不可能是民主的。在今天的绝大多数企业里，做出业务决策的是股东，而且他们对决策的影响力，基本上取决于持股比例的高低。持股过半的第一大股东，在企业内拥有“说一不二”的垄断权力，这丝毫不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意外。而被企业雇佣的大量普通员工，对于决策的影响力是很微弱的。譬如恒大集团，常常被形容为许家印的商业帝国。“帝国”这个词，就很好地反映出许家印在十几万员工之上掌握的集中权力。再加上恒大的各路供应商和客户，那么，在行动上服从于恒大、经济命运受到恒大影响和支配的总人数，又何止百万？许家印和他身边的决策小团队，与市场自由主义者坚持批判的“计划经济官僚”，同样是高度的专制，同样是只对少数垄断者负责——区别仅仅在于，恒大是对股东负责，官僚是对上级负责。
再看计划经济，它必然更加专制吗？在毛主义政策主导经济的时期，通过反对苏联式“一长制”管理、反对管理者的特殊待遇，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出现了显著的缩小。这证明了，在特定的“计划”之下，工人能够享受到经济上的民主。纵观整个毛时代，工人在企业事务上的发言权虽不算大，但还不至于像“改开”后那样微不足道。毛时代工人享有的福利和权益保障体系，也比市场化之后的更加完善。在民众广泛抱怨的“三大差别”（城乡差别、工农差别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待遇差别）方面，与毛时代缓慢的分化相比，“改开”后的两极分化之势可谓迅猛至极。这样从生产、分配两个方面看，我们都会发现，毛时代的计划经济，比起“改开”后的市场经济，还是更加民主一些。
这就是官方叙事，或者说市场自由主义叙事的自相矛盾之处。它宣称一切专制都来源于政府的干预，而市场则象征着民主。但当我们看到资本集团内部的专制程度之高，以及普通员工的发言权之弱，自然就会开始怀疑市场自由主义的这种说辞。
毛主义经济政策的特点
谈完了“改开”的经济政策，接下来将讨论毛时代的经济政策。前文已提到过，在毛时代，中央存在着“毛主义”和“非毛主义”两种经济发展路线的分歧。随着两个派系反复争夺经济决策权，中央经济政策在“毛主义”和“非毛主义”之间来回摇摆。典型的毛主义经济政策，出现在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。
“大跃进”在最初并非一场社会运动，而是毛主义者在暂时“说服”了偏好苏联模式的官僚派系后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战略。它试图解决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情况不适配的问题；并且尝试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，达成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。
苏联模式的核心思路，是优先在城市建设庞大的重工业体系，而农业和轻工业完全居于次要的、服从的位置。这套经济发展方针，在资本匮乏而人力充足的1950年代的中国，导致了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。在这个时间点，假如继续采用苏联模式，就势必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的征收比例，将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转化为重工业的发展资本——就像在苏联曾经发生过的那样。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一直力图避免的。
“大跃进”的经济发展战略，是从重工业优先，转向农业和轻重工业的“同步发展”。而“同步发展”的关键一手，就是在农闲季节时，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地组织起来，用于发展农村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项目，包括粮食加工、工具制造、小型化肥厂等，也包括诸如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为了适应农村工业发展的需要，各地还兴办了大批学校，向农民传授技术和文化知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批城市干部和技术人员被派往农村，帮助农民发展地方工业。毛主义的这些农村政策，随着非毛主义的官僚集团在1960年代初的重新掌权，曾一度遭到废弃，但在“文革”十年间又得到了恢复。
客观来看，这些项目确实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成果，它们是毛主义者至今引以为豪的历史贡献。在经济效率方面，农村工业项目不仅有效利用了闲置的劳动力，还借助靠近原料产地、对原料的品质要求较低等有利因素（这与后来乡镇企业的成功有很多相似之处），开拓了一片与城市工业发展相兼容的“蓝海”。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，农村的工业化使农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，摆脱对城市工业品的依赖，从而缓解农民遭受的来自城市的价格剥削；向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医疗资源，对于消除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的长期目标，也可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当然，它所迈出的，仅仅是第一步。无论是“大跃进”期间还是“文革”十年，城乡关系的本质都没有改变，农村依然是政府筹集城市工业化资本的主要来源。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了，教育和医疗条件得到了改善；但在收入水平和人均粮食消费量方面，农村与城市居民间的差距完全没有缩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一些人将毛主义经济政策指责为“反城市的农村主义”或“过激的平均主义”等，显然都是不符合事实的。毛从未过度保护农民，他只是拒绝对农民实施竭泽而渔式的剥削。
毛时代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教训
为了实现“大跃进”经济战略，毛期待各地干部们充分考虑当地资源条件和实际发展需要，以更加灵活地管理地方经济。于是，在1957-1958年，毛主义政策大幅削弱了中央官僚计划部门的权限，将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地方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58年夏季，河南、河北和东北一些合作社的积极分子，兴起了将合作社并为人民公社的社会运动。毛原本预期，至少需要5年时间来巩固现存的农村合作社。而现在，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受到农民自发实践的鼓舞，大力称赞“先进农民的创造性”，并开始援引马克思的理论，将“人民公社”论证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。这种自上而下的支持，又反过来壮大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声势。
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地方性和自发性，使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方式极具创造性。在取得了许多亮眼成果的同时，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。最出名的，是很快被放弃的土法大炼钢铁运动，它是部分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战略不合理的一个典型案例。此外，一些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。在1959年，毛泽东承认一些干部的草率行动引发了经济混乱；他将混乱的主要责任归于自己，以求保护干部们的政治前途。但是，毛坚持捍卫人民公社化运动。他认为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“共产主义积极性”，还坚信，只要规劝、引导干部们克服“命令主义”的旧官僚作风，遵循“群众路线”的领导风格，就能使人民公社做出更好的决策，从而顺利发展下去。
然而，农村经济危机的紧迫性，显然超出了毛在当时的预期。在刮起了“浮夸风”的各级官僚机构的要求下，许多地方干部承担了过高的粮食征购指标。甚至在1959年粮食产量已经显著下降的背景下，一些干部仅仅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，就决定隐瞒粮食短缺的真实情况。到了1960年，随着灾难的不断蔓延，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了粮食危机那惊人的严重程度。
“大跃进”的败退，使毛泽东几乎完全退出了党的政治事务，他的一些支持者也遭到处理。随后的1960年代初，中国社会的官僚化趋势十分明显。一批在党内“反右”时（1957-58年）解职的干部被重新起用；新吸收入党的干部，则不再强调阶级成分和思想觉悟，而是只关注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，这导致党内引入了许多充满政治野心的机会主义者。
伴随着这些组织人员上的变化，在“大跃进“时期被抑制的30级干部等级体制，以及相应的工资等级、特殊待遇等，都被重新启用、并正式地制度化了。同时，通过重新扩大工业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、鼓励农民发展自留地，党促使群众将注意力和热情重新集中在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命运上，而不是注重阶级团结或追求社会变革。
今天的人们普遍将1961-62年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，归功于官僚机器的管控。诚然，这种中央集权、强调绝对服从的组织形式，在应对一项已知的社会危机方面，恰好能够发挥它的长处。特别是，当解决方案不会冲击到官僚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时，官僚机器的执行尤为高效。
在后来的“文革”十年中，毛主义的经济政策重启了农村的工业化建设，但这一次显然吸取了“大跃进”失败的教训。在通过群众运动迫使官僚集团俯首臣服后，毛主义者将党政官僚组织作为自己的管理工具，对城乡的经济行为都实施了严密的控制，从而成功避免了“大跃进”式的经济混乱。
但是，假如有人以此为依据，认为中央官僚制（结合党组织的强大控制力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，那就是过于乐观了。正因为1960年代初的官僚统治积弊成疾，才导致“文革”得到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支持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农业和轻工业长期缺乏投资，以致国民消费水平陷入了停滞，这个错误直到华国锋下台后才得到扭转。这些现象表明，官僚统治机器缺乏自行纠正错误的能力，至少它的动作是十分迟缓的。
直到今天，中央官僚们依然摆脱不了国家经济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，长达数十年的管理困境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所谓的“管”，常常意味着中央官僚固执于错误判断，导致全国规模的巨大浪费和腐败。而所谓的“放”，只是放权给地方官僚，却不是使各地群众享有异议和监督的权利，更不是鼓励群众在参与经济管理的过程中，积累科学决策的宝贵经验。所以，它会导致经济混乱，甚至重蹈“大跃进”悲剧失败的覆辙，都是不足为奇的。
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理由及影响
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，究其本质，就是经济待遇上的平等和经济决策上的民主。中国社会在“改开”后迅速放弃了这两项原则，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。
“改开”理论一般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，归因于毛时代“经济崩溃”导致的“信仰崩塌”。但前文已经详细分析过，所谓的“经济崩溃”并不存在。第一，毛时代几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速，“文革”十年也不例外；第二，“文革”时期由轻工业和农业投资不足所导致的生活物资匮乏问题，在1979年改革加大了相关投资后，已经显著好转，使消费品市场出现了新的繁荣。这一切，都是在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前提下，成功实现的。
在本文的第一部分，我们讨论过群众对官僚滥用经济权力的厌恶，以及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旧文化。它们正是毛主义者所担忧的，可能导致“资本主义复辟”的内部因素。这里不再赘述。
外部因素，同样影响了社会大众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。资本主义各国在毛时代的同期（1950-1970年代），也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，并且劳动者在工作报酬和社会福利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。它与国内政治宣传所描述的“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”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事实摆在面前，难免令人们生疑：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，是否真的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？
资本主义各国在这个时期的良好表现，其原因是值得分析的。在社会主义国家兴盛起来的1950-60年代，资本主义各国也在反思“大萧条”和世界大战的成因，社会舆论猛烈抨击极端不平等。反思的结果，是放弃了对“看不见的手”的盲目信任，各国普遍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方法，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。
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平等而干预经济，就其行为的本质来说，都是在阻止富人囤积财富，从而保护穷人的消费能力。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消灭传统的剥削形式，来避免富人囤积财富；凯恩斯主义则是以政府负债的形式，吸引（本质上是哄骗）富人将财富托管给政府，由政府实施再分配——建设公共基础设施、改善公共服务、改善社会福利保障等。从结果上看，社会主义方法和凯恩斯主义方法，都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、改善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效果。
凯恩斯主义尽管哄骗了富人，但并没有挑战资本主义“欠债还钱”乃至“还本付息”的基本规则。在政府终于无力向富人偿付债务后（这是迟早会发生的），富人们就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上掌握了正义，从而理直气壮地要求社会保障自己的“合法权益”。因此，在1980年代，以英、美两国为先锋，资本主义各国先后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。为了富人的“合法权益”，政府被迫削减公共开支；甚至将国有资产私有化，实际上就是打包交给富人，用来抵债。
于是，富人们连本带利地从民选政府手中，也就相当于从社会大众的手中，夺回了他们多年来“应得的”财富。这甚至可以看作一场由全球富人群体发起的，针对广大平民的“阶级斗争”。这场斗争的结果，将很快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，导致劳动者待遇的下降，以及社会福利保障、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恶化，当然还有社会贫富差距的全面扩大。但是，1980年代处于“改开”转型期的中国民众，还看不到这些变化的发生。
中国的“改革开放”，同样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崛起，做出了显著的“贡献”。中国的庞大人口被贱卖到全球劳动力市场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们遭受了重大的竞争冲击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显著削弱。这进一步加强了富人们在经济上的发言权。就这样，随着新自由主义潮流席卷世界，富人们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赢得了完全的胜利。
第三部分 毛时代历次社会运动的意义
在毛时代最后的20年里，出现了多次社会运动。今天的官方叙事，倾向于将参与社会运动的民众，描述成“不明真相的”、“被利用的”；倾向于将社会运动本身，描述成“破坏社会秩序的”、毫无意义的“动乱”。这种态度是公正的吗？
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，民众对于国家事务的发言权是十分微弱的。民众受到各级官僚组织的严密管控，很难组织行动。重要的信息渠道，通常也被牢牢掌握在官僚集团的少数决策者手中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民众们需要突破层层阻碍，抱着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前途的觉悟，才能形成大规模的集体行动。
所以，社会运动一旦出现，就必定呈现出大批民众强烈的、真实的政治诉求。官方叙事宣称社会运动没有意义，这既是对民众的毫不尊重，又是对史实的明显歪曲。
“双百运动”（1956-1957）的背景和过程
尽管大多数的知识分子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仍被认为是可疑的，但是，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对于新中国急于完成的技术改革和经济发展目标来说，显然又是十分重要的。在1955年，党内领导层几乎一致同意，把争取知识分子的合作，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议程。不过，关于合作的具体形式，党内出现了分歧。
在大多数中央领导的计划里，团结知识分子的手段，主要是改善物质待遇，以鼓励他们“发挥对国家有益的专长”；知识分子们将被允许较少地参加政治学习，以专注于他们的本职工作。在具体国家事务的决策上，则不需要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。在党内官僚们看来，党外知识分子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于政府的决策，至少不可以公开表达反对意见。
毛泽东等少数人有异议。第一，毛不赞成停止对知识分子的“思想改造”，他认为，内心排斥社会主义目标的知识分子，一旦凭借知识技能和经济特权，形成专业精英阶层后，必将日益脱离群众。第二，毛不赞成党内官僚对于政府决策的绝对垄断，而是强调官僚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、接受群众的监督。
本文在第一部分解释过，毛主义者与非毛主义官僚们的主要分歧，在于是否坚持苏联模式，以及是否继续推进农业集体化。毛在党内尝试说服无效，于是在1955年重申了革命时期的“群众路线”方针，开始试图通过发起社会运动，来逼迫官僚们接受他的反对意见。
毛的第一次行动，是绕过党中央领导层，直接呼吁基层农村干部推动农业集体化的加速发展。在1955-1956年，新中国数量庞大的贫农，在充满改革热情的农村干部的组织下，响应了毛的号召。农村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之快，远远超出毛事前的想象。这无疑激励了毛对于人民“自发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信心，以至于他提出了一些相当乐观的口号，例如“1955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”。这场运动被他誉为“社会主义高潮”，以此为里程碑，毛甚至宣称“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”。
很可能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，毛迅速采取了第二次行动，继续绕过党中央领导层，在1956年公开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口号，呼吁党外知识分子们从专业的角度出发，对党政官僚干部提出批评意见。这项社会运动本身，在党内显然不受欢迎。各级官僚机构中的许多党员干部，从一开始就不断试图压制知识分子的“骚动”，一抓住机会就将知识分子的批评言论指为“毒草”、“反动”。毛一次次的“独断专行”，也令他的同僚们忍无可忍。在党中央，许多高级领导人联合起来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削弱了毛在党内的政治权力，转而强调“加强党的集体领导”。
毛不甘示弱。在1957年2月，毛发表了著名的讲话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，在其中重点强调了“领导与被领导”之间的矛盾，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。伴随着4月份党内“整风运动”的开展，党内的反对声音被毛暂时压制下去，党媒也陷入沉默。但很快，随着党外的批评观点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直接，到了6月份，党媒突然发声，严厉指责知识分子“右派”。这一次，甚至毛泽东也站到了“反右”的那一边。毛在2月份曾强调“即使是毒草也会是有益的”，但到了6月份则改为强调“毒草”的危害性。“双百运动”戛然而止，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“反右运动”。
“双百运动”的教训
“双百运动”的失败，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走向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希望。政府在后来尽管为知识分子“平反”，但是只允许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的“自由争论”；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领域，依然是明确的禁区。
知识分子由于人数稀少、观点多元化，一向是一个缺乏政治力量的群体。在“双百运动”后，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更是一蹶不振。不难理解，他们感觉自己遭到了毛的背叛。直至今天，很多人都对“反右运动”愤恨不已，对“双百运动”嗤之以鼻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党外知识分子们的冤屈感特别体现在，许多在这一时期被打为“右派”的党外人士观点，事实上非常接近于毛本人的主张；毛在他试图反对官僚主义的余生中，还将继续积极地提倡这些观点。
毛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分歧是什么？在毛看来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就是通过思想斗争，达到人民思想上的“团结一致”。毛所设想的思想团结，是社会大众在党的领导和纪律约束下的“团结”。它意味着群众有率先发表意见的权利，也有监督党的干部的权利，但关键在于，最终决策权将始终掌握在党的干部手中。这种“先民主、再集中”，是毛对于列宁“先锋队”理念中“民主集中制”的理解。它与党外知识分子所追求的，由政治民主制度保障思想自由，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做出共同决策的“团结”，是显著不同的。
尽管双方存在分歧，但是，毛为什么没有采用他本人经常提倡的，对群众“细致耐心、说服而不是压服”的方法，而是与官僚集团一起，实施了迅速且彻底的压制？由于公开的史料不足，今天的我们无从知晓毛在当时的具体想法。或许在当时的他看来，社会主义刚刚取得了针对资本主义的来之不易的、里程碑式的胜利；而在国际上发生了批判斯大林、匈牙利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这个时间点，党外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政治民主制度，会在政治上威胁到所谓的“社会主义胜利”在中国的巩固。无论如何，他的这一次行动，难免有自负和草率之嫌；造成的社会结果，更是极具争议的。
在“双百运动”戏剧性地终止后，毛和他的支持者们把打击党外知识分子的“反右运动”，结合党内“整风”，转向了打击党内“右派”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暂时“说服”了官僚集团，使政府转而实施毛主义的经济政策。他们还坚信着广大农民高涨的“革命热情”，使农业集体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但是，“大跃进”的实施并不顺利。党内官僚们持续抵制毛主义的经济政策，试图使人民公社化运动降温；在许多人民公社，出现了“瞎指挥”、“浮夸风”、“共产风”等管理问题。最后，随着以粮食短缺为首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的爆发，毛主义者不得不向后退却。在党外知识分子和毛主义者双双败退后，党内官僚集团对国家权力的掌控，变得更加稳固了。
“大跃进”（1958-1960）的教训
后来的官方叙事，将“大跃进”的错误，总结为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”，导致“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”；将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，归咎于经济工作中的“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”。
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，它片面强调了秩序的重要性，仿佛一切经济问题都源于秩序的不足。官僚集团显然会喜欢这种说法，因为官僚机器的最大优点，正是维持秩序的能力；强调秩序，就等同于强调官僚集团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。人们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说法，毕竟，官僚机器正是通过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秩序的管控，来对抗“大跃进”后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危机；社会经济最终恢复过来，而官僚集团将这份功劳归于自己。
但是，我们不应忘记，在“大跃进”中犯下严重错误的，正是官僚集团本身。官僚们之所以犯下了一系列错误，与其说是因为在经济建设上“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”而破坏了秩序，不如说是因为过度重视官僚统治下的秩序，而宁可令社会经济、人民群众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与1955-56年的农业集体化热潮一样，“大跃进”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迅猛发展，也是由广大贫农和农村干部高涨的改革热情所推动的。农民们一方面渴望得到集体的保障，以避免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贫民丧失土地、进而陷入饥饿的悲剧；另一方面，渴望通过自力更生地发展工业，减少来自城市的剥削，从而缩小与城市生活水平的差距。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所展示的，人民公社在农村确实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建设成果。
但是，许多人民公社在实际管理中的草率和粗暴，成为“大跃进”遭到批评的第一类错误。运营相对稳健、群众感到满意的“模范公社”确实有，但比较少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农民是被迫而非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；劳动强度的加大和劳动时间的延长，也引起了农民的不满。在部分地区，农民为了完成公社干部指派的集体劳动任务，甚至被迫荒废了农业生产。在1959年初，毛泽东在批评公社过度压榨农民的情况时说：“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毛病”。除此之外，一些公社指派的集体劳动任务，本身就不够科学合理；还有一些公社干部在生活上贪图特权享受。
“人民公社”这个概念，显然来源于马克思的论述。但是，人民公社的实践，与马克思的设想有很明显的不同。在马克思对“公社”的描述中，广泛武装的人民，将代替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军队和警察，来维护无产阶级的专政；普选产生的、没有政治特权或经济优待的、持续受人民监督的一部分人，将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官僚机构，来履行社会的行政职能。而“大跃进”时期的许多农村人民公社，都片面强调了公社的军事化和纪律化，却忽视了群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。这样一来，它们就更加近似于传统的官僚机构了。人民公社在制度设计上的这种普遍倾向，与中国漫长历史所遗留下来的、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传统，是密切相关的。
在各级官僚机构中刮起的“浮夸风”，是“大跃进”被批评的第二类错误。它显然不是出于所谓的“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”，而是为了完成上级官僚指派的任务。农民们在服从于集体劳动和超额征购粮食的命令时，不可能是毫无疑虑的。地方官僚在粮食产量数据上造假，甚至将假消息登报宣传，当地的农民们也绝不可能一无所知。但是，官僚们用公社的集体保障，和政府的粮食储备（它甚至包括从澳、加等国进口的粮食）作为依据，承诺在危机时会实施救济，从而制止了群众的反对声音。上至毛、刘、周、邓，下至县委书记和公社干部，整台官僚机器都在强调整齐划一的秩序，却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。
今天的官方叙事，将“浮夸风”评为“左”倾错误。众所周知的，毛主义也被官方评为“左”倾（甚至“极左”）错误。所谓的“左”倾或“极左”，在学术上都没有严谨、统一的定义，属于政治宣传的含糊概念。通过将它们统一评价为“左”倾，官方暗示着“浮夸风”是毛泽东和毛主义所犯下的错误。然而，从事实上看，毛属于党内最早发觉“浮夸风”问题、并提出严肃警告的那一批人。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，毛在党内会议上多次批评了“浮夸”现象，对高指标提出质疑，要求党内注重“现实的可能性”。这明显早于彭德怀1959年6月在《意见书》中提出的批评。况且，彭的观点之所以遭到毛的批判，不是因为彭批评“大跃进”中出现的明显错误，而是因为彭彻底反对毛主义经济政策、主张全面恢复苏联模式。可惜的是，非毛主义的官僚集团，在事后使用的一系列混淆视听、推卸责任的说辞，使很多人信以为真了。
在一些地区刮起的“共产风”，是“大跃进”被批评的第三类错误。它典型表现在“一平二调三收款”：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的分配；县、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（包括社员个人）的某些财物；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。毛得知后，立刻着手制止“共产风”，因为富裕农民和富裕公社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抵制行动。在退赔问题上，毛一开始有过短暂的犹豫，后来才下定决心，要求各公社将物资和款项全部退赔给社员。他在党内表示，自己最初的犹豫是错误的，并且批评道：“（共产风）这种剥削更甚于过去的地主、资本家”。
对于“共产风”，毛在一开始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。“一平二调三收款”造成了既成事实，并且确实反映了一部分贫农和贫穷公社的经济诉求。作为一个始终主张实现经济平等的革命者，毛曾认真考虑过允许公社不退赔，以维持“均贫富”的既成事实，这并不令人意外。但是，毛最终选择批判“共产风”，要求各公社全部退赔，其中的理由更加值得深思。作为参考，在过去的土地改革中，共产党坚持不采用包办代替的方法，而是强调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——如何分配土地，惩罚哪些旧地主，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当地群众的共同决策。公社干部们在实施“共产风”行动前，却显然没有征得绝大多数社员们的普遍同意，就利用官僚机器强制执行了。
在“大跃进”败退后，中央官僚结束了地方官僚的分权，重新加强了中央计划部门的经济权力。党继续效法苏联经验，强化了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层层控制，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求绝对的服从。党继续以“民主集中制”作为这种社会控制手段的理论依据，但与毛主义不同的是，它在实践中要求彻底的“集中”，而完全无视了“民主”的一面。当“秩序”发展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，无论官僚们如何称赞“秩序”的好处，我们都很难同意它对社会大众是有益的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（1966-1968）的教训
“文革”是毛时代最后的、争议最大的一场社会运动。本文将不谈论1968年之后的“文革”事件，因为在那之后，群众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。在“文革”最后的时光里，只剩下官僚集团中不同派系的内斗，这样一来，“文革”在严格意义上说，就不再是一场社会运动了。
官方叙事将1966-1976年统一评价为“十年动乱”，这是因为，官方叙事代表着后来当权的官僚们看待那段历史的态度。在那十年里，他们的统治权力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（其中一些人甚至受到了肉体上的伤害），这显然令他们怀恨在心。本文对“文革”的分析，将选用一种与他们不同的历史视角。
城市民众在1966年群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，显然是因为“文革”反对官僚特权、强调人民民主的主张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赞同。压抑多年的社会政治生活，久违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——上一次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“文化革命”，恐怕要追溯到遥远的1920年代。一时间，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崭新未来，燃起了无限的希望。
但是，希望越大，挫败时的失望也就越深。“文革”作为一场社会运动，在1968年草草结束了，使人们心中只留下了疑虑和茫然。在社会各阶层彼此冲突和伤害后，全社会竟没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。人们只是被要求重新服从于党政官僚机构，机构里的领导，大部分还是之前的那批党政干部。民众的政治生活也回归到压抑的状态，“文革”之初由毛主义者许诺的普选权利，完全没有得到兑现。在广西等地，不愿服从于党政机关的民众，甚至遭到了军队的血腥镇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文革”完全没有达成广大民众所要求的任何目标。因此，“文革”在一场社会运动的意义上，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。
“文革”运动为什么会在1968年草草结束？最直接的原因，是毛泽东本人在1967年夏天，主动选择了终止这场社会运动。自1967年9月起，得到毛正式命令的解放军，开始解除自治的群众组织的武装，迫使群众组织与解放军、党政机关“三结合”，组成“革命委员会”。事实上，群众组织是被要求放弃自治，改为服从于党政机关。这引起了各地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。尽管许多群众组织坚持抵抗，但是在军队和党政机关的持续镇压下，他们没能撑过1968年的夏天。
毛为什么中途放弃了“文革”运动中的群众组织？更直接的问法是，毛本人期望“文革”达成怎样的目标？由于史料的不足，我们只能根据毛的行动推测，至少他没打算真的推翻党政官僚对社会的统治——尽管他长期以来的虚张声势，使官僚们感到人人自危。毕竟，从“大跃进”时期起，毛在敦促官僚们接受他的毛主义政策主张时，就已经多次以内战相威胁——由于毛在民间有声望，在军中有支持者，这种威胁是非常现实的；毛主义理论已经将阶级斗争的矛头直指官僚阶层，在这种条件下，即使最终发动的不是“文革”而是真正的政治革命，也不无可能；1966年毛主持制订的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甚至规定了将以常设的群众组织取代官僚机构的统治，并实行全面的普选制。
毛的这些看似“过激”的行动，恐怕使他的许多支持者们，都误判了他的想法；其中一些人是真正的“过激派”，在后来反而遭到了毛的清洗。从毛最后选择的行动来看，他的目标似乎仅限于迫使党政官僚们屈服。在1966年底，由中央领导安排的“工作组”，以及各地的党政组织，尽管千方百计地设法抵制群众运动的冲击，但已经陷入被动。毛从这时起，就开始干预群众运动，逐步消除群众运动的影响。
在1967年1月上海工人组织推翻上海市委、准备成立“上海公社”时，毛指派北京的官员（张春桥、姚文元）去接管公社的权力。后来在各地被效仿的“三结合”模式，就是从这时的上海开始的。“上海公社”代表了城市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正统理论，实施“生产者自治”的尝试。但在毛的干预下，城市工人阶级的活跃只是昙花一现。纵观整个毛时代，尽管毛不断在党内呼吁“群众路线”，满怀热情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“人民代表”的角色，但当群众和党之间发生决定性的冲突时，他最终仍然选择了党。基于这一点，许多民众因“文革”而对毛感到失望，是合情合理的。
在1968年彻底镇压群众运动后，毛试图在恢复权力的旧官僚集团和新掌权的“文革新秀”之间，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，营造出党内“团结”的表象。在这种平衡之下，新旧官僚们基本上顺从地恢复了毛主义的经济政策，主要包括农村的工业化和教育医疗改革；还遵照毛主义的要求，参加了各种形式的“思想改造”。毛似乎一厢情愿地坚信，长期的思想改造，能够促使党政干部们不再脱离群众、重塑革命理想、真心认同毛主义的目标。
必须强调的是，此时的毛主义者，在政治实力上已经非常虚弱了。他们的政策主张，比“大跃进”时期保守了许多。甚至连毛本人，都需要依靠鼓吹个人崇拜，来维持自身的政治地位。在干部特权待遇、社会阶级划分方法等重要的意识形态课题上，毛主义者被迫向旧官僚群体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妥协。根据新旧官僚的政治实力对比，毛在世时就已经无力维持平衡，只能坐看旧官僚集团的实力不断壮大。从事后复盘的角度看，“文革”已是毛主义者试图将毛主义政策延续下去的最后一搏，但这次机会，由于毛本人的妥协而丧失了。
事实证明，无论在平衡新旧官僚权力方面，还是在改造官僚思想方面，毛长期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在毛去世后，“文革新秀”们在权力斗争中不出意外地迅速落败、遭到清洗，而旧官僚们怀着强烈的怨恨，将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全盘否定。毛曾经为了党在社会中的地位、以及党内的团结，清洗了过激的“极左”派；最终，他本人也被批为“极左”派，遭到旧官僚集团的清算。
“改开”后官方对“文革”的否定
“改开”后的官方叙事，对“文革”持全面否定的态度，这种态度在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有明确的体现。不过，官方批判“文革”，显然不是在惋惜它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失败。在官方看来，“文革”提倡阶级斗争本身，就已经完全错误了，何况它还胆敢发起社会运动、挑战党政机关的权威。
官方把“文革”中出现的暴力冲突和生命财产损失，都算作“文革”运动犯下的罪行，以此长期谴责参加“文革”运动的民众。官方却绝口不提，军队对群众组织的镇压，才在整个“文革”期间造成了最大规模的人员伤亡。这是因为正规军既是一个典型的官僚组织，后来也成为“改开”一派的坚定的政治盟友。
在“文革”群众的不同派系之间，那些挑战党政机关的“造反派”被官方描述成实施政治迫害和破坏社会经济的主犯，遭到了最严厉的整肃。这种处置同样是不公正的。纵观“文革”运动的整个过程，各派系普遍实施了暴力和破坏活动；而最早实施人身侵害的，正是宣扬“血统论”、以高干子弟为代表的派系；居于幕后的许多党政干部们，却逃脱了一切罪责。
最大的不公正，在于官方对社会运动这个概念的蔑视。在“文革”运动发生时，新中国成立已有近20年，社会矛盾日渐凸显，而政府始终未能向民众提供一套参与政治决策、和平达成社会共识的政治机制。当民众中积累的社会矛盾，终于以“文革”运动的形式爆发，真正有错的，与其说是“文革”运动中的群众，不如说是党政官僚对民众的长期压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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